大棒红花撵出城 胡无抗拒陷知青
琵琶掩面歌长恨 何不当初自救生
一九六八年尾，大战已经玩完，我们中学全校剩下不到一百人，天天坐在山腰大饭堂的桥櫈上，低声闲聊。
十一月初那些天，总是锣鼓喧天，广播器重复着伟大的歌曲，老三届从初一到高三的绝大部份同学，都戴上大红花走了。時至今日才发現，那年离开二中而上山下乡的绝大部份同学，原来不知道，大饭堂里还有一小撮让工宣队无法收拾的鸡肋。
这是第二场战役。
第一场战役已经顺利结束，当日刷街标语“提着脑袋干革命”的红卫兵也好，在正座楼顶架起没有子弹的高射机关枪作“核威胁”之造反派也好，弄丝弦打乒乓的逍遥派也好，全校学生，突然间龟缩在市郊龙眼洞植物园对面打地铺，学习最高指示，整顿思想。
(龙洞学习班的照片，那些苦瓜般的口脸，打马赛克算了。左边墙上的文字，是早请示晚汇报的程序要求。)
男生宿舍唯一的消遣，是飞图钉，个个都能在2米开外，把图钉飞钉到黑板上，是否能中靶心，就看谁是高手了。一个多月之间，放了一次假，从龙眼洞走了3个多小时，才回到市区的家。第一战役结束时，饭堂提供大餐庆祝，我分到了一块纯肥猪肉正立方体，边长一寸，晶莹通透，在那肉票年代，本该眼冒金星，欣喜若狂，然而这肥腻的慰劳，我油水扁乏的肠胃，竟那么难下咽。
(肉票的配给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)
同人唔同命，人分亖拨，参军、工厂，知青，鸡肋。
我在鸡肋群。
我不敢说，不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不敢说抗拒最高指示。
但我心中充滿恐惧，我怕到农村去，我不懂得日后青春还要无悔，我只想到眼前。
我封建思想严重，只知道成年了，该尽孝，即使六六年毕业能考大学，我已放弃此前景，我对母亲说，那怕背个理发剪上街，我可以赚点家用，报答母亲寡母孤儿养育之恩。谁知，眼前一片黑暗。
我在十岁那年，在农村经历过共产主义，十包免费，但儿童一样要劳动，我读五年级，上两节课后，就要同成人一样，干繁重的农活，我孱弱的体质不堪重負，自此对锄头恐惧。
（十岁的我曾经在他们队伍中一起挖塘泥，沉重的泥块腰都快断了）
我提出理由，以患先天性心脏病作掩护，婉轉地拒绝革命。理由是疲弱的，前有保尔柯察金，后更有焦裕祿，有病不能成为不革命，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借口。“要革命就要有牺牲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”，咄咄逼人的圣句，至今揮之不去。
这几十人的小圈子，各以胃病，視网膜周围炎，耳病等等借口，求医生开具一纸慢性病的证明。证明不是那么好开的，有人说，在量血压时憋了劲，血压还是上不去。也有同学二兄妹都身体不好，为了给妹留得更大机会躱避，极深度近视，且体质弱小行动不便的兄长，义无反顾响应号召，己经去了。
学校在动员上山下乡的学习班是沉悶的，除了日日苦瓜咁脸外，表面没什么可以表示，私下交流各种小道信息，甚至有人谈情说爱了。但另外还有一个战场，那就是街道。连学校都不肯回来的话，在街道要面对更严酷的斗争。
街道的青年，己经有社会阅历，他们不肯去，与家长一起死抱，所以时有斗争大会举行。斗争大会是强有力的，一切个别的挣扎，都软弱无能。我后来在“给社会渣滓一条出路"的街道服务站工作，某天，车间突然有几个“知青"来访，原来有工作的也不放过，她们原是這个车间的“工人阶级"，无论如何也是无产者，结果也是被斗争到农村，受比无产者覚悟更低的阶级再教育去了。
学校大饭堂这天，也要开斗争会了，一位父亲，和我们的一个女同学，帼（化名），一位找不出“有病"借口，也不到大饭堂“办班"的女同学，她一如既往坚挺着胸膛，咬紧着牙关，令人联想着刘胡兰。她父亲，无奈地低着头。斗争会不算激烈，首先，台下者都是同病相怜，每句激烈的台词，都是指向自己的杀手锏，杀鸡儆猴，猴自然不愿做帮凶，工宣队们也得过且过，毕竟都有弟妹，经历着同样的劫难。
在街道，帼的压力大得多，家里据说贴滿大字报，门都被大字报封了，要掀开大字报才钻得入去。
终于，学校百步梯最后一根顽草，亦是唯一根顽草，被拨掉，运动划上完整的句号。
我们这些鸡肋，逃过一劫，喜得“病残青年”身份，转归街道管理，换了个锅，来自不同学校的鸡肋，在新锅继续办班，不过厨师其实不大管，鸡肋们开始交流唐诗宋词，世界名著，捕捉《资本论》和《联共布简》的区别，交流少年维特的烦恼和各自蹩脚的烦恼诗词。吉他偷偷地低声伴唱着“尖沙咀SUSIE 死都拗翻生”。
（补记：阅读此文后，J君从香港发信息给我说，他在鸡肋群呆了一天，躲回家中不来了，经过漫长的煎熬，其实只是几天，H君到他家商量，说有新的插队地点，宝安。二人对前途作出了抉择。
H君，黑七类崽，不久后，祖屋被剥夺，父母遣送回乡。临别时把他心爱的一张唱片“海滨音诗”送给我，几年之后，J、H相继投奔怒海，H君化作浪花，永远留在他的海滨音诗，J君马到功成。知青历史一小段可歌可泣的篇章。）
十年之后。
云南西双版纳火山大爆发。一个女知青的死亡，引发官&民的激烈对抗。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，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。知青抬尸游行，口号是：“知青要做人！”“知青要回城！”“《国际歌》唱得好，不靠神仙皇帝，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。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，你们还等什么？”
事件几经反复拉锯， 一连串的双方对抗，知青以绝食，卧轨，跪求中央来平息“骚乱”的大官，割腕等等方式，3-5万知青包围首长鲁田，日夜对峙，最后官方妥协结束。
广州知青的逃港潮，白云山十几万人重阳登高转运，则用脚表达无声的抗议。
再过三十年。
回忆此往事，唏嘘之余，感觉到帼是当年千人中唯一的英雄，然而一发声，反应意料之外。难道说我们是狗熊？
再过十年。
与同学聊起，我说我是狗熊，他说他是狗熊。他当年下乡当过知青数年才困退回城，他自認當時自己就是狗熊，不明白时至今日有的人為什么还沒有這樣的觉悟和批判精神呢？！自認當時是狗熊的人，今天应该或者不會再是狗熊；相反，否認當年是狗熊的不自省還糊塗著的人，或者可能仍然當了狗熊而不自知。
的确，当年有些人是自愿的。这段经历一直是55位北京知青的骄傲。他们首先向中央申请去知青，这是自愿的，是那个年代青年学生被焕发起来的激情。
（在云南农场有着著名的“北京五十五”。简而言之就是从北京来云南农场的55个知青。这些文G期间上山下乡最早的弄潮儿之一，发起者是东城区25中、65中等学校的红卫兵，以高中生为主，不少人的父母亲都是高级干部，他们中一些人在东城区红代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。
这一群雄心勃勃的拓荒者未曾预料道，他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时冲动，会使他们成为文G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而载入历史。）
其余是否自愿？回忆一下最高指示怎么说“......很有必要，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，把自己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的子女，送到乡下去，来一个动员。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。”
“要说服”“来一个动员”“应当欢迎”这三个关键词，道出了家长，青年，农民“三不愿”。
从后来回城潮优先的比例，不是对于这种被欺骗以后、被蒙蔽以后的“自愿”的嘲讽吗？
我和我同学自认狗熊，不愿意自慰。
在怪罪“四人帮”“林彪”“最高”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该自省一下，今后愿不愿意再违心地“自愿”。
时日在变迁，在进步。反思中设想，如果西双版纳事件，早十年发生，会怎样？历史还有“知青”这个词吗？
有人提问，南京大屠杀，为什么没有人反抗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
但若问，上山下乡，既然后来全都回城了，为什么不“悔不当初”？这是值得思考的。
全国知青人数，据统计数字：
1967年——40万人
1968年——199.68万人
1969年到1970年——573万人
1971年——140万人
1972年——67万人
1973年——89万人
1974年到1976年——809万人
1977年在大批知青招生，招工，参军，病退的同时，还有171万人下乡。
如果，仅仅1968年的199.68万人集体不肯去，咬得入吗？！
再谈起那段不堪历史，那位同我一样自认狗熊的同学，写给我下面这么一些文字——
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在《呐喊》小说集“自序”里面，情景模拟了作者与钱玄同的问答（大意）。问曰：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答曰：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我又想起，看家里的藏书旧版《白话中国史》，有段盘古初开的故事。说的是，当人类还是四脚爬爬的猴子的时候，终于有一天有一只勇敢的猴子，站立起来行走，但同类一齐上来马上把它扑倒撕咬死它；过了不久，又有一只猴子，勇敢地站起来行走，当然结果如前……可见，人类后来终于直立行走前，是死了多少只勇敢的前驱呵？！
其实，很多人都不一定知道鲁迅早期信奉的是尼采主义（简单通俗言之，即精英思想）。他的《药》就是悼念这种精英前驱，那种举着火把领头走出黑暗的“丹柯”。一些人只会朗朗上口小说《故乡》中结尾那句名言做座右铭：“希望是本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，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——问题是，谁第一个走？那些人第一批走？其实，后来者都是踩着他们的血红脚印前进的！而小说里面那些伸长了脖子去看杀人的人，以及还沾前驱鲜血去制造人血馒头，麻木呵！——最大最大的悲哀，是对这种麻木而不自觉、不觉醒的无奈！
遇罗克、张志新是江青杀的吗？是也不是！当时我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之中好的，是用沉默压抑着愤怒，而相当的是充当做一些伸长长脖子的看客，其中更不堪者是赶着去沾血做馒头……我们不说自己是无恶意的从众！说是狗熊，已是最大的自我宽恕了！
没有刻骨铭心彻底的反思，没有灵魂深处挖掘的自省，没有实事求是的自我批判精神，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是不会有进步的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：‘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X X！’——这XX两个字，应该就是大写的‘良心’！”
《呐喊》1893年版本，挪威奥斯陆国家美术馆收藏
挪威画家爱德华·蒙克创作了"生命"组画中最重要的作品《呐喊》(1893)，该画作的主体，是在血红色映衬下一个极其痛苦的表情。蒙克把极端的孤独和绝望之情，艺术地呈现于人们面前，有声有色，天人合一。"天空犹如滚动着的血与火，令人震惊和恐怖"，似乎整个天空都在流血、燃烧，目守苍穹，潸然泪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