惶恐滩头说惶恐，伶仃洋里叹伶仃。1983年深圳湾之夜，对岸边防线的灯火。
厾卒，用指头轻轻一点，卒子就往前一步，广州人下棋的术语。历来由于研究方言受到忽略甚至排斥，粤语书写错谬百出，往往只写了同音字取代，丢失原字精确字义，厾卒常被写成了督卒，那是指挥卒子的意思了。就如已融入普通话的，报上流行的“买单”一词，广州人是哭笑不得的，原词应为“埋单”，埋字，粤语是聚集、结算的意思，“埋单”就是“请伙计埋来（过来），把我吃过的东西的金额，都放埋（集结）在一个单子里，结算好”。年终结算，就叫做埋年。
言归正传。
在我们年青又懂事的年代，厾卒是民间热门话题。回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。
广州人使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，因为“厾卒过河当车使”，未有过河的卒子，无任何用武之地，呆在那个位子只有死路一条，若冒死过河，躲过一劫，便能纵横驰骋，甚至直捣黄龙。然而，却永远不能回头。
正是这有去无回的悲壮，让我嘎然止步，我没有勇气，也丢不下孝心，扔下寡母孤儿养大我的母亲扬长而去，更由于我还没有到了绝路上。
这条楚河汉界，就是美丽的深圳湾。它当年并不是那么美丽，也许血腥，也许是奈何桥，但在夜幕中，远处的灯光是那么吸引。因为是在夜幕中，才祈望，因为是在夜幕中，才能行动。
邻居的黄大姐，默默地在门口插上一炷香，每天都是，原先是个很开朗的人，现在消瘦落形。她当知青的小儿子很久没见回来了，街坊私下议论，没有人敢问她，她总是满目凄凉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胖子还是杳无音信。如果成功了，消息一定会流露出来，但没有，事情就这样静静地深埋了。
广州没有一家人，与厾卒脱得了干系，家人、亲戚、朋友，厾卒了，厾卒失败了，都有一圈。信不信？随便问一位40后或50后。
那时候，如果有人天天跑去游泳，十有八九是准备起锚了。
几十年来，我抽屉底总放着我同学兼死党的最后一封来信。
恒兄是位勤奋好学的同学，他什么都学，文革时，躲在家里练小提琴，知我是同好者，某天把珍藏的一张唱碟送给了我。令人神往的黑胶唱片《海滨音诗》，中国多位杰出小提琴家的演绎，在文化被践踏的年代，是难得的残存珍品，割爱给我，也许他出走之心已定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每逢同学聚会，常有人提起恒是否还在世，因为和他一起下海的女朋友被抓回，从此得了精神病，常常说恒兄在美国，还说出一个乌有的美国电话。假如历史的脉搏有一点点变化，也许，恒兄正如众多的海外赤子一样，在为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信寄自宝安沙井，他插队落户的地方。写在笔记本撕下的两页纸上，字迹已经退色，有些字已经难以辨认了。字里行间，一代人，或者说一个群落，在那个时候的基本思想状态，可见一斑。
从纯朴的学生，经历一场重大的历史变动，然后前途茫茫，正当青春年华，这群青年陷入对社会、人际关系、人生、爱情等诸多问题的深深思索，亦常在交谈讨论中迸发出火花。
信中写道：
“冷酷的现实一下子把我的热情结成了冰。在我的周围像一堵坚实的墙，我们就像囚车中的犯人，命运把我们带去何方？”
“但我都喜欢实在的，真实的东西，如果说明天我将不能感觉了，那么我以前的努力到那里去了呢？大概在大脑皮层中辛辛苦苦积下的记忆，这时只有从分子结构，从它和其他系统能量的□（此字看不清）和其他东西相区别了，我将充满恐怖，我认为一个人的幸福在于感到自己的力，感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，在挣扎，在奋斗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呢？”
当时很多人都在想，要走的早登彼岸了，他地处优越条件，为什么偏要等到已经寒冷的季节去冒险呢？在这封信里虽没有答案，但我知道他的父母在清理阶级队伍时，已被遣送回乡，广州房子被没收，爱情浸泡在苦水之中，是失望，失望让他就像雾一样消失了。
1983年我来到蛇口，站在海滩瞭望彼岸，面前是退潮露出的蚝田，投奔怒海的第一道屏障。假如晚上下水，遇到低潮时候，蚝田会令不了解水情的人浑身伤透，对面的山看上去虽近，但如果水流方向判断错误，永远游不到对岸，只能顺水飘入大海，我不敢想象当年恒兄在冰冷的海水里是怎样搏斗的。
但恒兄的妹妹、弟弟、哥哥都成功了！他们几年后，在香港以难民身份申请移民美国，然后在美国再申请父母移民，以非常曲折的道路，实现了合家团圆。这样合家团圆的例子，在同学朋友中不少。
我协助过我的朋友。大头仔落户广州近郊的农场，每星期很方便跑回市区聊天。他决定第二次起锚，要准备的东西很多，高能量的食物首选巧克力，有同学在糖果厂，能买到便宜的按斤秤的巧克力，甚至能偷出更高能量的原料，巧克力油。吹气救生圈是禁制品，绝对买不到的，塑料吹气枕头，那时正值时髦，但很快就被发现，为何如此热销，于是又变得难找，有人就买塑料布，自己用烙铁隔片玻璃纸烙合，我就会做这种玩意。有人用的方法更简便,把衣服鞋等放进尿素包装袋，吹满气袋口一扎就可用。最难找的是地图，宝安地图绝迹，大头仔只借到一份手绘的地图，那时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复印机这个东西，找我帮他翻拍，再在自己制造的放大机上，放大了几份照片，你不能拿到照相馆去自投罗网啊，所以亦非我莫属。老虎粪便，不知道他准备了没有，据说动物园的老虎屎不断被盗用，可以防身，吓走边防军的狼狗。
一切准备就绪，一场朋友，将不知道何年何日能再相逢，我们爬上高高的白云山，以俯瞰广州为远景，拍下故土的山水以作永久的怀念。在山上喝了酒抽了烟，然后要到一家叫做“南国”的老字号吃顿送别饭，取其“南国”好意头，祈祝能顺利到达南风劲吹的香港。谁知到达酒家仰头一看，傻了眼，“南国”酒家改名为“北秀”。
一个多月后，大头仔重现我们的夜谈会，这回的谈资是被“北秀”到了东莞樟木头收容所，所里交流厾卒经验，收获大大的，比如走陆路翻铁丝网，要练体操功夫，把麻袋舖在铁丝网上，背对铁网，反双手后上拉，收腹后翻过去，要不时间长了，狼狗就到。警方不知有没有查到我们制作的地图，或者是见多了，也管不了了，樟木头收容所人满为患，尽快遣散就是。但是我巷头的能人就倒霉了，他是被人揭发，替厾卒者制造假证明，以混入边防区，坐了一两年牢，并永世不得翻身。
有人回忆告诉我，他当时绑块砖头都能游过珠江最阔处，如此苦练昭然若揭，但欺山莫欺水，还是同一帮志同道合者在东莞买船做蛇，出发天约好在大同酒家食大陆最后一餐饭。他和另一友人由于太早到达，又出门逛街。当返回大同酒家门，惊天一幕，同伴被警察一串绑着正被押上解放牌大货车，逃过一劫，从今不敢再轻举妄动。
厾卒不仅仅限于青年，我一个工友，将近六十岁之人，底子不好，长期被歧视，人却是精明的，外号叫“师爷”，可见是什么性格的人，解放前做小生意，会精打细算，干活很认真。某天突然失踪了，后来听说，他儿子先偷渡到香港，发达了，就帮老父买通了蛇头，一路由蛇头接送，划船过海的。有点奇怪，厂里有好几个小人物，于厂里没什么出色，大概被认定为落后分子，工作也不积极，比如一位外号叫“长腰怪”的，懒的代号也，除了喜欢讲笑，没什么成绩。但厾卒过河，却变得勤快，开了个烧鹅店，赚得风生水起，一个人的行为，在“做也三十六，不做也三十六”的社会，和在一个平等竞争的社会里，有着绝对不同的表现。
这天，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，一个远房的亲戚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，一位从来不知道的坤姑娘，她出身在南越,说地道的粤语。南越被北越统一后，引发了大规模的南越华人大逃亡潮。
她的家庭原来很安稳，开了个木场，做木头生意。有一天战争发生到她家的木场，硝烟大火把她家的生计摧毁了，随后的统一，南越华人的灾难发生了。在越共发起排华冲击后他们都丧失了财产，并受到严酷的政治压迫，许多人不得不抛弃财产甚至家人逃亡，坤就是只身出逃的。
坤与大量的难民，从南到北穿越窄长的国土，躲过了越军的搜索追捕，幸运地没遇上地雷，进入广西，辗转到了广州，找到我们。
按照中国惯例，印尼等所有排华国家逃难归国的华侨，没有别的出路，当农民去。包括深圳地区，有不少的华侨农场。坤与她的朋友们，被安排在广州近郊的三元里，不清楚是否属于农场，反正是难民营性质，若继续搞下去，唯一的结果就是农场。然而，坤们是见过大世面的，千辛万苦逃离险境，目的并不是来当农民啊。坤说，营里伙食很差，男人们都抗议闹事了，他们把难吃的饭菜扣倒在饭堂的桌子上，把电灯杉砍掉用来烧火自己煮饭吃。越南难民的事，曾经困扰了香港多年，他们被社会称作刁民，闹事分子，但是谁真正能了解他们呢？
三元里的难民营是可以自由出入的，于是坤常常带几个女人到我家煮饭吃，她们喜欢用“鱼露”做调料，做的越南菜也很好吃。为了尽地主之谊，我做了件尴尬的事。我带坤游览广州，去看一个我很喜欢的神秘东西。在广州文化公园有个水产展览馆，里面用玻璃瓶药水泡制了很多大鱼的标本，什么石斑鱼呀足有半米长一条，谁知坤淡淡地说，这些鱼她常吃，她那里是海边。如果搁到现在，三岁的孩子都会说我是傻瓜。然而那个时代，我们排长队等半天，才买到几条两三寸长的“剥皮牛”，相当的美食啦！
坤们要行动了，那位来我家吃过饭的两个孩子的妈妈，拖一个抱一个的，尽管千里迢迢已走到这一步，最后还是无法，听说把孩子给人了，不愿意孩子跟她冒险吧？她们都带着一些金器，我看到那些金手镯，当时是离我们的生活那么遥远。她们用这些金买船厾卒到香港，听说上船时有边防军检查过她们的越南身份证，就放她们上船。
（插图说明：讲述越南难民事件的香港电影《投奔怒海》海报。）
终于，这个包袱就这样甩给了香港。早期到港的都是南越过来的华人，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，都以难民的身份移民美国，又过了几年，坤带着男朋友到广州探望过我们。此后，越南本土的难民步她们后尘，大量从海上偷渡去香港。
现时香港的商界政界，活跃着大批当年的厾卒份子，已成为今日香港繁荣的中流砥柱，只因他们有胆识，有勇气，不甘现状，开拓型的性格。我同学“傻婆”，别误会，是男生，读书时是个爱好广泛的活跃份子，我们一起吹打乐器，焊收音机，打球，因疯狂而被封绰号“傻婆”，厾卒前和我一样在街道服务站做电机，这是一条中国割不掉的资本主义尾巴，社会大量的七类份子，就是今天大运前深圳要清理的那种，他们得吃饭，所以都安排在服务站工作，这是个自食其力的集体所有制圈子，因而容易人才云集，有能者维持着一个小圈子的生计，所以几经跳槽，工资较高，“傻婆”属于此类。但抱负更大的他最后一跳，跳过了深圳河。我们都记得，80年代初，彩色照片刚进入中国，冲洗却是个难题，既贵又不好，他天天从罗湖接受一麻袋一麻袋的胶卷，交付一麻袋一麻袋洗好的照片，运回广州，这一条龙的服务，最后，让他成为某名牌照相机的中国总代理，如果同学到香港找他，他会带你到马场看他的马照跑（下图拉头缆了，黑衣白衣两仔爷，还有到访的同学），到游艇会吃顿饱，临别送你一部照相机。
我大舅父也是这样的人，那要追溯到50年代了。大舅父绝对是我的偶像和启蒙人，他才华横溢，右手用钢笔写漂亮的王羲之体草书，左手则能反笔草书同样的文字，每星期到我家教我一套扑克戏法，骑单车带我绕一圈马路，或带我看一场足球，或带我到一些神奇的工厂转一圈，觉得他在试图和这些工厂做些生意，那时我还是学龄前。大舅父本来有正式工作，在一家运输公司当管事，后来公私合营，三反五反，他被斗争，挨了巴掌，然后就失业了。我最后见他一面，是在我家矮小的饭桌前，见他心情不好，还喝了点酒，我也沾了一小口，我看见那小碟子的猪肉片没几片了，就说：“留点给我”，平生他唯一一次把我训了一顿。他留给我一套没有谜底的魔术，以前每套扑克魔术，他会在下次表演时把谜底告诉我的。
尽管没人告诉我，大舅父怎样去了香港的，但幼小的心灵，总觉得他是厾卒了，因为小孩的我，也略知世事，我有耳朵有眼睛，我知道社会上大人们偷偷议论着什么，那时很时髦是爬广州到香港的货运火车。并不是每个人能正常申请去香港的，他去了，一个很顾家的人，却从来没回来过，一定是不能回来。
到了1962年，广州爆发了一起轰动的群体厾卒事件。
据《广东省志·公安志》记载，外逃风潮从惠阳、宝安、东莞、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、江门、潮汕、肇庆、等区的部分县、市，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，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。5月中旬以后，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。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。集结在宝安、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。最多一天达8000多人。
6月5日，人群集结在广州的广九火车站，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，交通大堵塞，成千上万的人群，疯狂地要扑进火车站，撞门攀墙，狂呼呐喊，树丫上也爬满了人，前去维稳的警车被推翻焚烧，有民警被抓，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，处境也很危险。事情怎么了结，大家必然清楚，不必细说，官方的数据，参与人数一万多人。
大舅父去了香港，给亲戚们带来很多好处，在60年初代经济困难时期，他给我们寄来油和食物，母亲还把部分油分卖给街坊邻里，那时人们因缺乏油和营养，普遍存在着水肿病，我还写信给他，讨了一个圆规，讨了一双球鞋，那是一款时髦到现在的球鞋。正当他的制衣业开始蒸蒸日上时，脑溢血阻止了他的人生道路。直到我退休取回我的档案，我赫然发现，上面记录着我母亲因接受香港亲戚寄来食品，被记上了“勾联策反”名单。当然还有更稀奇的罪名，不表。
1978年，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书记，到宝安调研“偷渡潮”情况。
在当时关押外逃人员的一个部队营房里，习仲勋直截了当地问了一名偷渡人员：“你为什么要外逃啊？”
偷渡人员回答：“香港比这里好嘛，有工做，有钱赚。”
事后，习仲勋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：“看来外逃问题不仅仅是思想问题，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。”
这一年，一个青年人给“蛇头”交了50块钱后，从铁丝网的洞爬了过去，兴奋地叫道：“深圳，我潘石屹来了！”
终于有了这一天，厾卒的界线，撤迁到了深圳特区的二线关。抱着同样理想的人群，到了深圳就留下来了。
有同学自美国归，特意租住了深圳湾边的酒店，他要面对宽阔的海防线，远处的流浮山。我不知道他在房间的一日一夜是怎么过的，是否为他人生的另一个起点，心潮五味俱全？
我只知道，他先到农村“抓7（广州知青戏言锄头为7）”，厾到香港在建筑工地抓灰斗，辗转到美国，最后成为资深的IT工程师，走遍世界通宵安装高科技设备，两年前经济不好，公司突然转手，大裁员中得以留任。终于退休了，然后拿起久已荒废的画笔，买了画板颜料，躲在广州某个角落，悄悄重操旧好，上月在广州美术学院开了个画展。当我知道他隐居潜艺时，打通他手机，他却已经在香港机场，准备飞归美国，只能遗憾地说声：“下次见！”
骤然，耳边恍惚响起《海滨音诗》，一个个小浪，重叠成一重一重的大浪，带着遐想缓缓升起，又坦荡地徐徐落下，他既深情，又无我，一句句婉柔的天使之音，敞开心灵的歌吟倾诉。
不喜欢楚河汉界，钟情于海滨音诗。
（图片说明：昔日手抄的提琴谱，填上简谱，便于阅读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