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旗岁月

        本文曾以《我是工人阶级》为题，发表于深圳《南山文艺》。

        曲未终，人已散。1968年，同学们用泪水簇拥着大红花到农村去了，我却惧怕得很，我在十岁时，曾经被迫和成年农民一起干过一年农活，严重的体力不支，让我颤栗，让我逃避，我拿着医院的证明，从潮流中漏了出来，落入了街道，冠名为病残待业青年。先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个提琴手，二年后，欢喜若狂地加入了街道服务站的工厂，它的注解是“给社会渣滓一条出路”的地方。但我自认成为了骄傲的工人阶级的一员。尽管这个工厂覆灭之前，一直受到社会的歧视。那个年代，正如每个实体的个人，和人民的定义有着很大的差距一样，一个普通的靠劳动工资养家活口的工人，也不等于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的“工人阶级是领导”的那个标准相。

        我很喜欢这个工厂。我和我的工友们的生活，充满了人生的一切快乐，多姿多彩，回味无穷。它曾经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暗角，至今还没见媒体提及它的细节，但却是我得以成长的非常滋润的一片沃土，是中国民间经济顽强发展中被拔掉的一株嫩芽。

         历年的阶级斗争，社会积累了不少残渣余孽，黑七类之外，还有象我般的无业游民，他们得吃饭，不得不允给他们一条出路，自己养活自己，于是诞生了一个社会群体，叫做街道工业。

        它的劳动主体大部分是家庭主妇，这些主妇，很多是50年代从农村嫁入城市的农民，还有残疾人员，也有解放前所做职业被解放后否定的老人。而运作的精英，是劳改释放犯，右派分子，一些被开除公职的人员，不服从分配的大学生。这些分子的政治面目，大概低于“群众”，而所做工作，经济的地位，对比红色经典理论，我无论如何，不能不认为是“工人阶级”。

        有一样特别，这个工厂的所有制，称为集体所有制，虽然所得利润是上缴街道所有，但若找不到收入，则这个月我们大伙的工资就发不出。在这个问题上，200多人是团结一致的，以厂为家。

        这是那个以政治斗争为主旋律的年代，最充满活力的经济实体，革命铁幕下的山寨厂，为物质短缺的社会，循市场经济的脉搏，悄悄地生产短缺的社会所需。到改革开放之初，若不是城市政策的滞后，这些实体将不会被乡镇企业迅速吞噬，烟消云散。

        我一进身这个工厂，最先对我发生兴趣的是“婆乸”（成熟女人）们。工厂做电机起家，有很多漆包线用完后空出的“木线辘”，大家都用这些“线辘”做凳子，三三两两，一起在地上干活。手不停，嘴更不会停。一天之内，我这个“青头仔”便被她们“人肉搜索”完成。那时，男人讲成人故事，还是羞羞答答的，“婆乸”们则肆无忌惮，她们叫我做“青头仔”，就是说没有性经验的意思，她们简直就是我的性指导。

         “婆乸”说事很实际，离不开日常生活点点滴滴。那天看完内部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，男人哼着戏里的天鹅湖乐曲，脑子回荡的则是段子里男女主角的性感双人舞，而台山婆“阿嫫”，却倚在门口的门框上感概：“我什么时候能像那个起义水兵那样，一个人拿着一个鸡腿在啃就好了！”

        人们都很幽默，有位被称“老太君”的，那时这个厂还没有退休制度，她是老了，却还留有两分姿采，高瘦，头发爱整理，夏天穿件合身的香云纱绸大襟衫，一只金牙吐出无尽故事。她身份是在旧社会做女招待，女招待是什么角色，我不大明白，她说的一个谜语，现在还记得，在你想入非非之余，却是个正经的谜底：“湿湿沥沥，连毛插入，不怕腰骨疼，只要子孙密。”，猜一种行为，谜底是“插秧”。

        我儿子出生时，来回奔波于工厂和医院之间，一切打点，都在“婆乸”们七嘴八舌的驱促下进行。生了回来，马上追问我：“上面的还是下面的？”我已经懂了：“上面的！”

        第一把手是女的，因为精英男人们身上都有“屎”，每到运动来临，都要被工作队圈起来两个月。女书记是家庭主妇，虽无大能耐，却可以清白身份交代，作为厂的招牌。她也是喜欢讲笑，不过级别到二级为止，掌握分寸。

        厂长叫“火烛佬”，厂子是他和“虾饺”两条汉子搞起家的，和现在私企大亨比，除了缺少那套名牌服装，本事毫不逊色。我们一厂人都以他们为依靠。每当运动来临，他们被隔离审查，工人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生怕出粮（发薪）无着落了。

         “火烛佬”说活沙哑，带有火气，农民样子，然而在决定产品方向，网罗人才物质，诸多方面，他都能准确地决策，雷厉风行，掌握着工厂实权。最后一次由市级的工作组进驻工厂以后，他再也逃不过“投机倒把”的罪名，那天黄昏，我被派负责看管他，在将他送入监禁的房子时，我到街上买了一个面包，带进去给他，此后就被投进监狱二年。再经过二十年后，与他一起约会饮茶，互相竖起了大拇指。

           “虾饺”，就是粤人饮茶吃的那个名点“虾饺”，像缺牙老人家的下巴，此老兄的形象便略知一二了。若说“火烛佬”是个武夫，“虾饺”就是文胆，一个因历史污点沦落到我们这个饭锅的乐天派。“虾饺”的夫人无论在家在职，都凌驾于“虾饺”之上，国营单位，市里有名的供销皇后，我厂少不了她的援手。他夫妇的一个杰出作品是他的一位千金，广州家喻户晓的一部粤语电影《七十二家房客》的美丽主角阿香。

        厂里人都以此自豪。他率领一群供销佬上串下跳，在那物质短缺的年代，保障着工厂原材料的来源。那时代没有电话，供销们除了围在街上的电话传呼站转之外，功夫都在茶楼的早茶上。一般来说，那时广州的供销们，关键的科长们，每天早上饮茶，都在固定茶楼的固定位置，找人都是这样找，出色的供销人员，都是早上在茶楼办完事后，才回工厂汇报。

        （工厂的布局，7个车间分布在小巷的各个角落。）

        厂长和供销们拿到热门销售产品，就轮到师傅们忙了，师傅是工厂的金砖，他们的工资比供销佬、厂长都要高。一个人如果在一个厂里几年，技术上成了师傅，但工资是无法上去的，工厂也没办法加工资，要长工资，就必须跳槽。我后来第一次跳槽，新厂给了我最高工资。我见工时，那厂长告诉我，他的权力可以最高给我120圆，我问他拿多少，他说85圆，我说算了，我不能比你高。
        师傅大都有案底，比如邓师傅，二年劳改释放。在经济困难时期，农村没有电力，国营厂工作的邓师傅缺少食物，于是一拍即合，他为某乡制作了一台电力变压器，解决了乡民的供电困难，换回二十头鹅，为此坐牢二年。在监中依然做电工，他说笑道：“第一怕洗衫，第二怕坐监。”形象地道出了男人的性格。有一天， “婆乸”阿潘回到厂里大呼，出门忘了带钥匙了！我们街道工厂，车间和住家都在附近几条巷子里，邓师傅和我两分钟就到了她宿舍的楼下。是那种60年代六层的集体宿舍，她家在三楼，窗户开着。邓师傅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捡起一根搭棚用的大竹竿往窗台上一靠，三两下手脚已上到窗前，再一个漂亮的鲤鱼翻身就进去了。这时，他已经患有严重的白血病，那杂技般的爬杆身手是外线电工的功底。
        “师爷”、“苏鼠（鼹鼠）”、“棋王（华南工学院毕业）”、“大树”......蛇鼠一窝云集开会，便是有好戏要出台，有新产品要开发，大家分派工作。图纸分派给初哥我，大家分头做模具，生产设备。那时候模具都是手工制作，而生产，专用机械，都得自己设计制作，我虽以电机为主项，也会主动承担专用机械设备的制造，所以很锻炼人。
        “师爷”就是个万能的师傅，师傅的师傅，所以叫师爷，逢酒必醉，大拇指头特大，是从小给电动机嵌线揿大的，祖传电器修理出身，什么马力的电机，线圈每圈多少，我们得翻书或者拉计算尺，他一口就说出来，电工之外，车、钳、刨无所不能。有次要做直流电机新产品，汽车雨刮器，需要一个叫整流子的部件，结构复杂，又未能投入更多的资金，我束手无策时，他硬是一个一个给手工做出来了。
        工厂除了人才济济，还要对社会负责，接受老弱病残。前面提到的老太君就是临老进来的。1975年中国特赦最后一批战犯，我们厂来了一位老头。据说是解放前宝安县的公安局长。老头一言不发，我没有和他说过话，好像也没见他和人说过话。不久，“阿爷”逝世，人们都这样称呼毛，追悼会上我奇怪的发现，男人中，他是唯一流泪的。我们这个团体，位居社会的最底层，人们并不收敛他们对现实的不满，所谓无产者失去的只是身上的锁链，这里没有那种横扫一切的个人崇拜，缺乏那类披张虎皮横行霸道的小丑，随后的打倒四人帮，他们爆发出最狂热的激情上街游行。而我始终解不通，为什么只是他落泪？
        有位哑女，美丽动人，心灵手巧，嘴巴不利索，但眼睛却电光闪闪。她的婚姻不知道后来如何，当时只见找她的都是聋哑朋友，一起在聋哑学校毕业的。那时报纸大肆宣扬，针灸治好多少聋哑人，他们亦未见过一个，他们在学校确学过讲话，但事实是我们没法听到，但我们却学会了基本的哑语，而且居然看懂了他们男孩子的粗言手语。
        盲人的工作就难安排了，虽然盲人的手是非常的敏感。想不到隔壁厂的头儿那么聪明，安排那盲女负责学毛著讲用！用轮椅推着她到处讲学习心得，并当场表演学习成果，穿针！她果真厉害，把双手放在腹部，一会功夫就把针线穿好了，万分令人佩服。
        当然，不谈阶级斗争不是那个时代，我被抽到街道办事处，搞遣散阶级敌人。
        邻厂有一“婆乸”，平日口没遮拦，那天对着一叠铝板骂了句挡道的“死人铝板”，刚好遇到要揪阶级敌人的一个浪头，便对号入座了，反革命罪判了十年徒刑。奇怪？一点也不，因为那堆铝板是要制作无限崇拜的伟人头像的。她怀着未来的监狱之花锒铛入狱，新婚的丈夫和八十岁的老家翁就是新反革命家属，由我遣返回乡。临走，男人把房子拆了，砖瓦没法拿走，屋顶几条杉不拿不行，回乡得建房子住，一辆破旧的解放牌车装上全部家当和那几条屋梁，颠车到广东边沿的山区。货车头司机旁一个座位谁坐？革命小将还是牛鬼蛇神？看来我已沦落到这个圈子，也没面做小将了，我让老人家坐了车头，我坐在车的最后，抱住车尾的栏杆，颠了九个小时，把胃颠出来了。过了九个多年头，这位“婆乸”受到关怀，平反出狱。
        负责搞遣散的领班，是两个军代表，他们也是有良知的人，第一个要我遣送的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我死也不干，他就给我换了个人，我们懒懒散散，到珠江边照相，他把军装脱下来给我穿，扮扮威风，谁不知从那里走来一个管风纪的军人，把他押走了，我们焦急地等了三个小时，他才回来。这种类似宪兵的纪律部队，现在好像不见了。那时军人不扣风纪扣，穿军装上馆子都是不准的。
        食色性也，即使有支狼牙棒架在上方，在班后沉默的学习会前的七个半小时，这都是工人们每天谈笑的话题，并在有机会时付之行动。有人出粮后溜到北园酒家的冰室吃了个红豆伴雪糕，回来大肆宣扬如何好味，并且如果把雪糕部分压开，和豆拌匀，更是美上加美。听得人们都跃跃欲试。在天时寒冷，冷得发抖时，一个个都会借尿遁出，厂里没厕所，街道公共厕所旁是个小食店，花三分钱买碗热辣辣的濑粉顶肚御寒，十分好味道。我们虽然没机会握着鸡腿来啃，但全车间二十来人吃只鸭子还是能实现，当人们议论着“番鸭”如何好吃，个个垂涎欲滴时，我们派出了一位“婆乸”阿黎负责此事，因为非要在墟期到2小时车程以外的农贸自由市场才能买到，她从天亮出发，直到下午四时多，一锅热辣辣的番鸭粥端到车间来了，大家吃得那个高兴劲，真是无法形容，要不为什么几十年后我还能津津乐道？当然，那位忙了一天的功臣，车间主任会照记她的工时的。

        第二件吃的喜事，是在我家举行。工友小任，爸爸是个搞研究的，常常有机会做解剖狗的实验，实验做完，缝合伤口，这狗就有机会送上餐台。这个机会终于让我们捕捉到了。这位工友用麻袋装着这条狗，还未来到我家门口，他有点控制不住牠的挣扎，在路边捡起人家晒的柴，就朝着狗头的位置打，街坊有见识的都知道，杀狗非要狠力地打到鼻子上，否则一下打不死，就一身麻烦。后果可想而知，我们几个男人废了很大的力气，才完成杀狗和烧毛，刮毛诸多动作，最后为同事下班后到来的豪吃，舒一口气。不过这次我吃的不是味道，从此不敢再自己劏狗。

        我还怀念一队长期和我们合作的起重队。他们个个黑不溜秋，浑身肌肉，肩膀上都有个大肉包，是长期肩挑重担的结果。他们只有简单的工具，除了棍子，绳子，还有一个手动“葫芦”，就是用链条拉动省力的一个齿轮组，搬动大机器时，棍子就是轮子，垫在机器底下，齐喊着号子用棍子撬动，“鬼叫你穷呀！顶硬上呀！”，每前进一小段，就把后面退出的棍子挪到前面，在坎坷不平的石板路上缓慢的推进。队里有位穆桂英，据说，起重队中必须有一个女的，否则不吉利。辛苦完了，就到附近一家广州著名的四大酒家之一的北园吃饭，别以为是吃山珍海味，那里有一个汤泡饭，很大一碗，算是便宜，两毛钱一碗，大概也是看准了他们这种顾客群。按老习惯，蹲在漂亮的明式家具上，舒服地吃个饱。两毛钱吃一顿是什么价位呢？我知道一碗二两的白饭值两分钱，有家小饭店供应捞汁的味饭，也卖两分钱，吃一顿三碗味饭，最便宜的就是六分钱。

        我们很山寨，为了糊口，什么东西都敢于去做，200人一个电机厂，居然既做变压器，又做电动机、发电机、还生产车床，冶炼。供销佬接到什么单，回来问过师傅，就敢拍板接下来，所以对我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，比如接到专用的大功率特殊变压器，见都未见过，有老师傅支持参考，跑一天图书馆借回来一叠书，然后就拍心口说可以做，再想方设法钻到相关工厂偷师，活就做出来了。

        最令人骄傲的是红旗厂两个王牌产品，21千瓦交流弧焊机和36寸吊风扇，论市场是短缺热销，论质量是后无来者。最早负责电焊机的师傅，是严格控制质量的黄师傅，我入厂时已离开，据说是资产阶级技术权威被运动撵走了，我是从工友的一句口头禅悟出的：“你还苛刻过黄师傅！”，在技术改革，试图降低生产成本的过程中，我尝试过降低铁芯材料含矽量和铜线截面积，都会令电焊机的性能下降，尤其是电弧的稳定性，我们的焊机，在试机老太婆“春香”手上，扭过头背向操作，能完整的烧完一条焊条。现在做变压器已无人用高矽钢片，那些工地上常见的弧焊机，令我惨不忍睹，仅是台变压器，并不具备弧焊机起弧到熔弧的电压自动调整功能，必然焊接不稳定。而同样，电风扇在追求生产效率与降低成本的前提下，已变得风量少，耗电大，寿命短，今非昔比。

        第一把是我们生产的全国首个家用36寸吊扇，每批出货，需由广州家用电器检验所颁发检验合格证。80年初代随着市场需要，开始扩展新款，第二把款式的形状与色彩，没有人知道，我是模仿乳房的设计。

        这张照片左边放着一个汽车雨刮器，我在装模做样。虽然这个雨刮器电机工艺落后，离成熟还有一步之遥，但改进的方案是清晰的，我们已经为生产广州第一部轿车做了配套，和几个广州大汽车厂建立了关系，今天回首，为此后蓬勃的汽车工业做配套，它是个前途无限的产品。

        改革开放在悄悄的进行。
        有港商上门联系，定做大量的吊风扇，销往美国。当时我们生产的36寸吊扇是广州独家，品质上乘。但港商提出的条件相当苛刻，价钱之低，我计算材料成本加上税收，都不够用。港商们咨询过中国所有的国营和我们的集体企业后，眼光瞄上了农村。（事后了解到，从此风扇材料大为减省。）
        顺德的吊风扇厂雨后春笋般崛起。我们的失败首先是税收问题，我们的营业税是25%，农村不用打税，而政策顶多打税5%，多为虚设。仅此一招，就足以把我们置于死地。其次就是质量问题。我们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，而当时外商要求的美国UL标准，看起来是个令人生畏的门槛，其实相当简单，只要求安全，不要求产品的性能，于是大可以偷工减料，做出来的风量，效率，耗电等大大低于国家标准。第三点很重要，外商引进了先进的自动生产流水线，工艺结构改进，令生产效率提高了10倍。顺德一些小厂，开始自行模仿制造这些生产设备，也加入了竞争行列。在当时，全国原有的吊风扇产量，一年10万台左右，而顺德一个厂的年产量能达到1000万。我们开始发工资有困难了。
        这时阶级斗争又来了。我的上司街道党委书记，是思想比较开放的人，被以引进外商建楼宇，搞街道粤剧班子，当然还少不了男女关系的种种理由整进监狱。我则屡屡被盘查，为什么他已被监护，你某年某月某时还到他家里干什么？我说修理电视机。我很清楚，这是一场完全的权力斗争。十多年在沙场的滚打，在三山五岳的人才中得到的锻炼，令我义无反顾，工厂在体制夹逼下奄奄一息，我和工友们说声对不起，把顶戴花翎一扔，出走了。年三十晚，前党委书记回到了家，给我看了审判的结果，所有不实之罪名全部洗脱。
        我的第一期高尔基式的大学毕业了，同时脱离了工人阶级队伍。虽然我已经不是工人阶级，但我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解不开的情结。
        后事如何？两年后，蛇口工业区同意我调入，需要原单位办手续，我提着一瓶人头马酒，在好心人的引荐下，去到后任的党委书记家，他一张口还是提出我某年某月某日到前书记家的事。可人家早已经到别处升官了，我还有罪？其实我识做，认屎认屁，这事还是能解决，但我却从桌子上拿回那瓶人头马，转身向门口走去，他喝令我停步，要我明天去办公室办个手续。第二天去了，是让我在开除红籍的文件上签字。过后不久，遇到以前的旧书记，他告诉我，他曾拿着报道我在深圳日资厂当厂长关心工人的事迹的羊城晚报，大骂那个街道办事处逼走人才。
        是的，街道工业本来人才济济，尤其是我出身的红旗电机厂，如果不是政策的扼杀，到今天它定能成为中国的中坚企业。此后30年的江湖搏杀，我未遇到过比之更藏龙卧虎的工厂。
        每当有机会回老地方走走，总在怀念我初出茅庐的师傅和工友，师爷、火烛佬、虾饺、邓师傅、曾林、大头城、苏鼠、棋王、大树、招大少、三姑妈、公仔王、晕坨坨、跛萍、咸肉粽、肥仔、恩鲲……数不尽，我很想把他们一个个都写出来，可是纸短情长，难以尽说。当年分散在七个街巷角落的车间厂房，以及我常常修理维护的，连接各个车间的两条铁丝，那是我们互相联系的广播热线，已经没有一点踪影，有的街巷也已经消失。偶尔碰到老前辈，寒暄问候之后，塞点饮茶钱给他们，算是对我未能把老厂带出困境的一种心理补偿。
        并以此文，悼念已故的几位师傅、先辈。

        洪桥街30871电话传呼站，红旗厂长期使用，于是把它拼入厂内，这是与厂有关的唯一现存的建筑遗址。红圈是传呼站牌。